“京津冀行政阻隔缘于GDP政绩观作祟”

【中国经营网注】京津冀三地仍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产业、交通体系。如北京具有科技、信息产业优势;天津是先进制造业;这些与河北钢铁、水泥之间根本没有形成一体化分工。较明显的是,河北靠近北京周边的地区,有不少生活贫困带、交通断裂带。另外,行政区划、各自为政也是京津冀困境的一大主因。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京津冀一体化、环渤海城市圈等概念提出已有多年。以发改委2004年开始编制京津冀规划算起,至今也有十年,但相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捏合”效果仍不明显。  北京凭借首都的区位优势汇聚了各方资源,金融、文化等高端产业聚集,但同时也带来了是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人口膨胀难以遏制、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反差巨大的是相邻的河北,则仍以重工业主导,环保压力巨大,产业结构转型受困。  京津冀的困境,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的话来说,是因为北京有虹吸效应:“都向北京集中,北京市总是不想让人口那么多。每次开会,每次发文件都是严格控制人口,但是控制不住。什么原因?是因为北京的产业比较集中,功能比较集中,产业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收入得到提高,大家为什么不去?”  形成反差的是,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杭州乃至苏州,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与深圳,形成了“双核”或“多核”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基础设施连接顺畅,产业布局各有优势,城市经济发达,公共服务差距不大,区域间的融合与互补发展相对协调。  落到交通辐射这个最基础点,以记者亲身经历为例,从北京到河北邯郸市下属的武安县,需要经过高铁、汽车、出租或公交三次换乘。从北京西站到邯郸市近500公里的路程,高铁两小时可以到达;从邯郸到武安40余公里的路程,则需颠簸逾两小时。而在长三角地区,从上海出发到周边各方向的县级市都有动车直达,3小时经济圈辐射效应明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主任刘勇分析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得很好,与该区域民营经济发达有关。京津冀民营经济改革滞后,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特别是天津,周边民营企业极少,导致其缺乏承接北京制造业的活力。另外,河北产业结构非常低端,导致北京、天津高科技产业渗透不下去,带来三地深入合作有问题。  有专家进一步认为,至今,京津冀三地仍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产业、交通体系。如北京具有科技、信息产业优势;天津是先进制造业;这些与河北钢铁、水泥之间根本没有形成一体化分工。较明显的是,河北靠近北京周边的地区,有不少生活贫困带、交通断裂带。  天津市某区的投资局官员向上证报记者坦承,环渤海城市圈的城市功能都是大而全的,同质化太严重,不如长三角发展好。因为长三角城市各有优势,小而精。  针对上述问题,肖金成建议,北京要做减法,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一些产业转移到河北、天津,产业转移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区划、各自为政也是京津冀困境的一大主因。“珠三角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也意味着是最早实行市场化,区域内行政分割力量小,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另外,珠三角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省级层面统一调配资源相对容易,而京津冀地区涉及三个行政主体,其中两个直辖市,各自为政,这种行政划分的壁垒就导致了市场划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对上证报记者说。

京津冀虽山水相邻,区域合作却咫尺天涯。

长期以来,在京津冀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地间的经济合作相对滞后。在一些产业项目和资源上,京津冀三地竞争大于合作,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一个难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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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国家启动《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在区域经济争相发展的格局下,京津冀区域规划给人留下更多的期待。

京津冀区域合作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三地能否突破行政阻隔,实现跨区无缝衔接?三地将如何破除重重藩篱,寻得一体化发展路径?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试图获得答案。肖本人主持过《天津滨海新区与京津冀产业联系及合作研究》课题,深谙三地产业发展现状,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独到见解。

GDP政绩观:三地各自为政

《21世纪》:京津冀区域合作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合作障碍体现在什么地方?

美高梅网上注册平台,肖金成:京津冀合作确实存在着障碍,它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

珠三角在同一行政区划内,本省协调能力强,容易统一认识。此外,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一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珠三角各市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布局优化的压力,不得不求同存异,区域合作顺理成章;二是珠三角与港澳之间有合作需求,故一拍即合。

相比之下,京津冀三个主体都没有强烈的合作需求。尽管河北与京津相比不占优势,但它可以离开京津自求发展,京津对河北除水资源依赖外,也无发展顾虑。

长三角地区苏南和浙江经济发达,与上海经济落差小,故有很强的话语权。江浙对上海是很大的支撑,又需要上海引领,所以一体化进程顺利。而河北则不同,河北与京津存在较大的经济落差,与京津相比处于被动地位。

《21世纪》:当前三地之间的合作状况是怎样的?

肖金成:京津冀合作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分工为主,深层次合作较少。

在第一产业内部,京津与河北之间的合作围绕“菜篮子”“米袋子”而动。现在“菜篮子”都不一定是河北。山东寿光是全国蔬菜集散地,北京采购商到寿光去采购,甚至河北蔬菜先运到寿光,转一圈再运到北京。

我们认为河北应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或和天津形成产业配套体系。但事实上,北京已无可供转移的产业,天津市的产业链条也未延伸到河北。以高科技产业为例,北京科技研发成果多在上海、深圳、苏州转化。河北以能源、原材料和加工制造业为主,科技转化能力不强。

《21世纪》:京津冀三地之所以没有深层次的合作,究其原因是什么?

肖金成:根本的原因是行政阻隔。中国官员信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于GDP政绩观作祟,三地各自为政,只考虑当地发展。京津两地不希望将自己的传统产业转移外地或者延长产业链。

以天津碱厂为例,我多次提出天津碱厂在天津已经没有优势。先前天津碱厂所需原盐直接来自于长芦盐场,如今盐场的大部分已改为建设用地,天津滨海新区盐业生产除海水淡化的副产品可供制盐外海水晒盐已无优势,天津碱厂所需的盐将由外地输入。这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运输成本高,二是铁路运力不足。如果新建铁路,将占用很多土地,耗费大量资金。

我当时的建议是天津碱厂搬迁到河北或者山东等地,最起码搬到大港。但塘沽区不愿意其搬离塘沽,天津市更不愿意其搬离天津。

《21世纪》:国家给天津的定位是国家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天津被赋予更高的地位,压力也很大。它的发展能否绕开京津冀合作?

肖金成:在发展思路上天津更加重视环渤海,而非京津冀。但是,天津离不开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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