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不进的城市,离不开的乡土

编者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和7500万流动性的农民工。年复一年,这些人像“候鸟”一样在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流动。一个城市既需要拿手术刀的也需要戴安全帽的,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安家立命也是考量城镇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些怀着梦想的农民工群体正在遭遇各种不平等待遇,在《中国经营报》记者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不想离开土地,原因在于他们在城市各种门槛的限制下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农民工的现状极大地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春节刚过,35岁的个体商人宋志凌(化名)和他的媳妇从商丘农村老家乘坐长途汽车到达郑州,再从郑州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也就是在四年之前——2009年春节过后,宋志凌只身一人丢下妻儿从郑州闯到了北京,盘下一间店铺,做起了红枣批发生意。后来,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宋志凌在自己的店铺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将妻子、儿女都接到了北京。  每年春节都是红枣批发、零售生意最为火爆的时候;然而,由于“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春节宋志凌都要携妻带子回家过年。“这是乡情使然,只有回到生我养我的农村,才能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存在感。”宋志凌感慨,城市就像一个大熔炉,经常让人不知身之所在。  令人头疼的子女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对于宋志凌一家来说就是最沉重的话题,为了获得在城市里的学习机会,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成本。  11年以前,1998年的时候,刚满20周岁的农村小伙子宋志凌是坐着拖拉机,扛着铺盖卷离开商丘老家的。在举目无亲的郑州,宋志凌从第一份工作搬运工开始,先后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安、业务员等。  宋志凌说,他在郑州一共换过四五十个工作,2008年开始跟人做起了干果批发生意,虽然从此开始自己的境遇有了一些改观,但是这个小生意仍然无法让他在郑州这座城市立足,在这里买房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在郑州打工的11年间,宋志凌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打工期间认识了他的妻子,结婚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漂泊损耗了他们的幸福感。但是为了一个城市梦,他们仍然在坚守着。  在宋志凌的老家——商丘市的一个小村庄,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也正在改变着它的面貌。未来几年之内,河南新农村建设将有约1000万农民进城。宋志凌的老家从2010年开始禁止建房,政府也已经针对老房子丈量面积作为入住新房的补偿依据。附近几个村庄即将拆掉并将建成一个大型社区的传闻目前正在成为当地村民热议的焦点话题。  宋志凌私下说,等到新农村社区建好,他打算回去买套房。“总要回家的。”他说。  宋志凌的老婆谢爽最为苦恼的事情就是一双子女的上学问题了。  2009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女儿宋媛媛已经10岁,儿子宋小双只有4岁。“首先是女儿的转学问题,找了好几个学校,都不愿接收。后来找了一个熟人,终于能进一个学校,每年要求交1万多元的赞助费。”谢爽告诉记者。  儿子当时也到了进幼儿园的时候了,为了接送方便,宋志凌夫妇两人在他们的店铺周边找了很久,所有幼儿园都是人满为患。“北京这边都是从孩子一出生就要找好幼儿园,然后开始排队的。”宋志凌说,后来他们问了一家私立幼儿园,“费用太贵了,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就让人受不了。”  后来,等到儿子4岁的时候,宋志凌想办法让他进了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现在,儿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每天由谢爽负责接送;女儿已经上中学,不用大人操心了。  更加让人头疼的是孩子们的高考问题。“我们的户口在河南农村,孩子的户口跟着我们,将来可能还要回到河南参加高考,真让人头疼。”谢爽说。

2010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出现了这么一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美高梅官方网址,提纲挈领的文字不过21个,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字眼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这其中的分量显然非同一般。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跟第一代出来打工的父辈们相比,他们文化水平稍微高一些,见识相对多一些,对城市的向往也更强烈一些,但在喜欢的城市里,霓虹闪烁的背后,他们微薄的薪水,却抵挡不了住房、医疗、养老和孩子教育的重重压力。

商报记者 焦素芳

故事

上海,别人的城市

人物:焦恩来年龄:30岁

打工地:上海职业:执业药师

“最头疼的就是孩子上学。如果以后政策放宽了,孩子能在这里上高中,考大学,不管多难,我也会一直在这里打工。”

迎客饺子送客面。

大年初四,豫北汤阴县城近郊的孔村。焦恩来在和母亲一起包饺子。“明天我们回上海,妈是想让我再吃顿她亲手包的饺子。”

焦恩来在上海打工,医学中专毕业。2000年前在县中医院上班。2006年,他和妻子到上海在一家私人药店做执业药师。

“其实就是卖药的。”焦恩来说。老板开着50多家药店,一个月开给他3500元,还可以住在店里。“这省了我租房和水电气的费用。在上海,就是最偏僻位置10来平方米的小房子租金都要500多元。”

在他眼里,上海是个好地方。但焦恩来和妻子很节省,因为出来的目的就是挣钱。周末一家人去公园逛逛,别的开销是不敢有的。“这里消费高,再怎么压缩一个月花销也得2000多元。妻子的工资跟我差不多,每月我俩基本上可以结余5000多块钱。”

去年他把5岁的儿子接到了上海,今年儿子就该上小学了。这是他最头疼的事。“上海的政策是,学生上学先招本地生,然后是在本地有房子的,最后不够再招外地工的。”在上海买房子,那是焦恩来想也不敢想的事。没有本地户口,没有房子,儿子今年能不能上学还是模棱两可的事。

老板答应给找人帮忙。“估计得花3000多元。老板说了,找人会分到好点、近点的学校。”这个钱他是舍得花的,他担心的是以后。“上海规定外地的小孩上到初中,就不能再上了,因为这里不能参加高考,要回本地。”

他记得上小学时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在上海念书的外地女孩陈菲儿要回老家参加高考。那时候他只模糊地记住了外地生和借读两个词。十几年过去了,他没想到,这些词还没消失。他不知道,十几年后,在儿子身上,与陈菲儿相同的故事还会不会上演。

在焦恩来看来,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一技之长,上海的打工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苦。如果以后政策放宽,儿子能在这里考大学,即使租房子,他也会在这里干下去。“如果不能,几年后就只有在老家的县城买房子了。”

郑州,给女儿安个家

人物:周伟杰年龄:26岁

打工地:郑州职业:理发师

“打工十年了,最渴望的就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在这个城市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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