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战略转型 建行蓄势前行

编者按/
近年来,在欧债危机影响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形势下,银行业经营管理压力逐步加大。面对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稳发展、调结构、控风险、强基础成为大型商业银行的发展主基调。  随着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以及金融脱媒趋势加剧,银行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市场结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度变革与调整。  一方面赖以生存的传统信贷业务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在享受了多年稳定利差收入后主要收入来源将出现缩水,日益严峻的形势对大型商业银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强经营管理提出了新课题。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为实现迈向国际一流银行的战略目标,中国建设银行正在转变经营模式,持续深化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在近60年发展历程中始终站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最前列,面对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正蓄势待发。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在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建行先后实现了从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从国有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两次历史性飞跃。  1994年,国务院把建行定位为以从事中长期信用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建行将政策性基本建设贷款业务分离给国家开发银行,将财政职能移交给财政部门,实现了从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重大转型。  2003年,国务院决定将建设银行作为实施股份制改造的试点银行之一。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上市的银行。随着H股和A股的先后发行上市,建行实现了从国有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历史性飞跃。  建行董事长王洪章曾指出,股改上市后,大型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日益明确,深化改革、稳健经营、注重质量、改善服务的经营模式日渐形成,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目前,建行已经由当初一个管理监督国家基建资金、办理基建拨款的专业银行,发展成当前资产规模、市值均居全球银行前列的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在国内银行名列前茅,主要财务指标在全球同业居于领先地位。  截至2012年6月末,建行资产规模达到13.51万亿元,是上市前的近3倍;不良贷款率1.00%,比2005年末下降2.8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达到13.82%,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1.19%,分别较上年末上升0.14和0.22个百分点;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达到1.65%,平均股本回报率达到24.56%,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据内部测算,上市以来建行对国家的贡献超过10200亿元,其中累计上缴税收3200多亿元,国有股分红1700多亿元,国有股权市值增加4400多亿元。  坚守稳健经营之道  股改上市以后,抗风险能力成为建行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近年来,建行一直保持审慎稳健的风险偏好,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在大型银行中位居前列。  2008年至今,建行始终将信贷结构调整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在备受关注的产能过剩、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行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投放上建行做了大量工作。  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建行通过名单制管理等措施,严把“6+1”行业(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多晶硅、造船)客户准入标准,严控行业信贷总量。2012年6月末,建行“6+1”产能过剩行业信贷余额较2009年末减少513.32亿元,已连续六个季度实现信贷余额下降。  对于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建行通过持续推进政府融资平台抵质押等方面的清理整改工作,严控平台总量,持续优化客户结构。2012年6月末,建行全口径平台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85.94亿元,超过九成平台贷款实现现金流全覆盖。

摘要:史上首次!中国四大行全面登顶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
近期,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发布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国四大银行首次包揽1000家大银行前四名,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

  “史上首次!中国四大行全面登顶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

  近期,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发布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国四大银行首次包揽1000家大银行前四名,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一级资本3241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榜首。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十几年前,竟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困境,其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若按规定计提足值拨备,国有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以至于当时国外的部分学者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

  放眼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走出了一条“涅槃重生”的道路。国有大行不但在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还完成了华丽转身,资本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这一切与发端于2003年下半年的那场“孤注一掷”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密切相关。

美高梅官方网址,  曾面临“技术性破产”

  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

  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2.10
-1.41%)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公司”),专门对应负责解决四大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至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39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但是,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按照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约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1.38%。

  而在国内外投资者眼里,即使21.38%的数字,也被认为藏有水分。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了众多国际报刊上的大标题。

  对于这段黑暗历史,2012年初,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回顾:“当时很多国际国内主流媒体对中国金融都有非常严峻的描述,比如”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当时,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至40%。还有一些人指出,如果按照贷款的科学分类,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可能超过50%。这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国内很多人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比较悲观,失去了信心,外资也不敢进入中国金融业。”

  当时国有银行何以陷入这般困境?

  根据当时的调查分析,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主要还是来自政府干预、法律环境薄弱、大型商业银行客户群管理不善等原因,与当时的信贷文化有密切关系。当然,大型商业银行自身治理不规范、经营管理不善、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外部监管不足、考核机制不健全等也是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约30%是受到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干预;约30%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是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致;约有10%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包括军工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总的来看,20%的不良贷款是大型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造成的。

  在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积聚的同时,中国加入WTO也在2001年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中国政府承诺,2001年12月加入WTO起的3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5年后再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这意味着,到2006年末,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后,中国银行业将不得不与国外同业,尤其是西方大型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

  这种竞争,对积弊已久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彼时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也愈发被关注。同时,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早已给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感。

  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改革奏响“三部曲”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十六大在总结十五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略。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当年12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时公开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已经设定”,半年之内就会开始。自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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