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应再续“政治使命”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伴随危机而生。  30年前,为了摆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困境,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搞经济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倡议,实际上是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谋划未来。  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并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历经30年风雨,表现最为出色的深圳经济特区,不仅创造了全市生产总值年均26.4%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有力证明。  “特区不特”之后怎么办  早在1994年,国情研究学者胡鞍钢即上书中央,主张在全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调整对经济特区的政策,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  到了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现在特区已经不‘特’了,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优惠政策了,全国都一样。”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治探险的历史使命圆满完成,市场经济成为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中国的和平崛起显然势不可挡,当初为了推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而赋予经济特区的某种政治需求,也相对降低了。中国政府之所以还保留“经济特区”的品牌,一方面是深圳经济特区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符号”,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到“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试验田”。  从1981年到2004年,深圳市先后历经了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2009年,深圳为“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管理体制,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优化服务流程,整合政府机构,完善大部门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机构与人员的合理配置”,进行了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再次引领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  但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在历经30年改革之后,依然发生前市长许宗衡严重违纪的事件,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就深圳特区而言,除了在政治上有可能寻求突破外,已无其他真正意义的改革发展空间。  地方政府自我改革动力不足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共权力吞噬一切,没有市场,政府掌握一切资源。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从经济领域退出,经济改革是搞市场经济,是以利益驱动为导向的,阻力相对较少。而政治改革是为了巩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是为了改革和完善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是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改革与调整,本质上是要求事实上垄断公共权力的执政者进行自我改革,客观上就会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现象。  台湾、香港等不同政治体制的存在,本身是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挑战,因为这些体制的相互制约、相互竞争,反而会促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更加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3年至1986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就进行了全体职工通过票决以及直接竞选领导班子的“民主试验”,1999年初,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曾进行了有竞争性的“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探索。在中国地方政府中,深圳市委、市政府也罕见地曾经两次尝试为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线路图”和“时间表”。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
  改革开放
  全面深化改革
 

美高梅网上注册平台,张思平  

美高梅网上注册平台 1

  

   本文是“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第一部分。作者张思平系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经过三十多年时间,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特大城市。截至2017年,深圳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三,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一,达到18.31万元人民币,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和创新基地,全国第三个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名第一,达2.8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与香港等量齐观,等等。这样的奇迹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深圳的奇迹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其他经济特区为什么没有出现?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历史地位究竟是什么?这是研究深圳改革的现在和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了解深圳改革开放历史,才能更客观地评估深圳改革开放的现状,也才能更好地研究深圳未来改革中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深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深圳是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

  

  
改革开放前封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文革”十年的动乱和浩劫,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决定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主要是从农村起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改革,除了部分地区对少数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外,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对外开放也处于准备阶段和探路阶段。

  

  
邓小平是中国决定向西方开放的最终决策者。邓小平之所以决定向西方开放,主要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希望通过向西方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正如邓小平访美时感叹的,二战后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苏联走的都落后了;他到了日本深深感到日本发展那么快,我们落后了。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让这位老革命家坚定中国要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开放对党和国家来讲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并且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完全要靠自己的摸索,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在整个开放格局中需要有个地方或者叫“窗口”进行试验。正如后来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性质概括的那样:“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素有对外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主政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国家封闭是不行的。当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GDP已达4080美元,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面对经济繁荣的香港国际化都市,深圳乃至广东大量农民外逃偷渡香港。广东省委省政府承受着内地民众大规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压力,因此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以及省委书记吴南生等领导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意见。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鼓励广东谋求突破,在深圳搞加工区,引进香港的资源进行来料加工,带动深圳的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与政府的税收,同时为落实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进行试验和探索。

  

  
这应该是特区建设的初衷。随着对外开放窗口的打开,深圳从最早的出口加工区的设计,慢慢调整为工业、商业、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特区。借助中央给予的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加上梁湘为市委书记的班子的艰苦创业,在较短时间使落后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逐步吸引到一批港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同时深圳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引进了大批内地外贸国有企业来深圳设立外贸窗口企业,使深圳也成为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这样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和内联外引,深圳成为内地封闭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的一个窗口,在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实践出了改善环境,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

  

  
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随后决定将沿海14个城市整体开放,形成东部沿海对外开放的战略大格局。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深圳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窗口,撕开了一个口子,进而实现了沿海14个城市的全面开放,从而使我国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的投资环境得到全方位的改善,除了港资以外,世界上知名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涉足深圳和珠三角,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宜的劳工,优惠的政策,建立他们的全球加工基地,从而使深圳和珠三角因此变身为“世界工厂”。

  

  
多年来深圳一直蝉联全国大城市当中出口总额第一的桂冠,出口总额曾经占全国的40%左右,2017年深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8万亿元,其中出口达1.65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0.8%。深圳乃至珠三角经济的腾飞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为深圳港提供了充裕的适箱货品,使深圳港也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资本流入国作出重大贡献。

相关文章